1、    2、我国还需要继续较多利用外资

今年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利用外资的增长速度不会太快，但利用外资的绝对量将继续保持较大规模。研究表明，东道国国内资金盈缺状况仅仅是影响利用外资的因素之一，而且往往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全球跨国投资的现实状况是，资金充裕的发达国家吸收了全球三分之二以上跨国投资，美国和英国是资金最充裕的国家，也是全球金融中心，但同时也是吸收跨国投资最多的国家。仅仅从国内资金供给是否短缺的角度，无法解释跨国投资流向的基本格局。

    这是因为资本流动是其它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重组的主要载体。在每一个细分的产品市场上，各个企业特有的优势资源是不同的，要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增强自身优势，需要不断重组和更有效地配置内外部资源，而这个过程往往通过资金流动加以实现。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所吸收的外资中更多地搭载着技术、知识、管理、观念、人才、品牌、市场等竞争要素。可以看到的趋势是：全球化正在进一步分解价值链，有愈来愈多的产品和制造、服务环节可以进行全球分工，有更多的生产要素以FDI为载体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因此，吸收外资与吸收国外各种优势要素往往是同一过程，经济全球化的各个层面都因资本流动而密切连结。继续保持较大规模吸收外资，就是要通过吸收外资更多地吸收全球各种优势资源。

3、更多地引进先进技术、研发能力、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

（1）      

（１）　　（１）科技全球化深入发展提供良好外部环境

过去多年，先进技术的跨国转移十分有限。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海外生产网络不断扩展，跨国公司向海外转移先进技术的速度也随之加快，许多新技术研发出来后很快在其全球生产体系内使用。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开始较快向海外转移研发能力。这些现象表明，经济全球化正在由市场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向科技全球化的方向拓展。由于有大量新技术在跨国转移，因此外部技术的重要性增加。即使那些技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也更多地转向利用内部外部两种技术资源。据OECD专家的研究，在1992-2001仅仅10年间，美国、日本和欧洲跨国公司中，外部技术资源占有重要地位的企业，已经从平均不到20%迅速上升到了80%以上。“在创新领域，企业越来越多地通过购买方式在世界市场获得技术。”

（2）     （２）跨国公司加快向我国转移新技术和研发能力

随着国内竞争加剧和产业整体水平的提升，外商投资企业要在我国市场上立足和发展，使用有竞争力的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起码的条件。2002年以来，随外资进入我国的产品和技术，基本上已经是跨国公司在母国最先进和比较先进的产品和技术。较早时期投资的企业也不断向高端制造延伸。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了大量的研发机构。据商务部统计，截止到2005年8月，外商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已接近750家。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的首选地，有高达61.8%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其2005-2009年海外研发地点的首选，美国以41.2%排在第二位，印度以29.4%排在第三位。这个趋势表明，以FDI为载体，能够更多地吸收先进技术和研发能力，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

（3）     （３）吸引大量高素质人才

最近几年，通过利用外资，吸引了较多原先在国外工作的海外华人回国创业，其中有不少是相关领域中杰出人才。开发出我国第一块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领先的百万门级超大规模CMOS数码图像处理芯片“星光一号”的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总裁和一批技术骨干均为海归精英，其中有20多位是来自Intel，SUN，IBM，HP，KODAK等世界知名大公司的资深软硬件、多媒体及网络技术专家。这种类型的外资企业，虽然其资金、技术基础、人力资源、市场等高度国际化，但企业主体在我国国内，并不是任何国外大跨国公司的子公司。这种以外资为载体、吸引高素质人才回流的趋势还会继续。

2、  　（４）利用国际服务业加快转移机遇，大力承接全球服务外包

近20年来，全球跨国投资更多的向服务类部门集中。2001-2002年和1989-1991年相比，投资到服务业领域的FDI从50.56%上升到了65.26%。我国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与上述趋势有明显错位。我国利用外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服务业利用外资仅占利用外资总额的22%，明显低于全部国家65%和发达国家71%的水平，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49%的水平。

　　最近几年，促进服务业发展受到国内各方面的高度重视。与此相应，促进服务业对外开放特别是承接全球服务外包被摆在重要地位。随着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人数的急剧增加，国内劳动力结构和新的就业压力也促使服务业加快对外开放。2003年以来，大型跨国公司开始加速向我国转移服务外包业务，2005年，实际利用外资增长最快的领域集中在服务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行业实际利用外资增长都超过30%，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增长也都超过10%。在软件、数据处理、商务中介、动漫制作、设计、研发等领域，我国承接的国际服务外包都已颇具规模。

未来相当时期，服务业对外开放和承接全球服务外包将成为我们利用外资的重要新领域。我们的观念、体制、政策和教育结构等都要适应并促进这种新趋势。

3、  　（５）适应全球趋势,吸引跨国并购投资

过去多年，我国利用外资和海外投资主要采取新设投资方式。实际上，收购兼并是全球跨国投资的主要方式，过去10多年来平均占跨国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

采用收购兼并方式利用外资，具有以下优点。一是不增加新的生产能力。当东道国的生产能力过剩时，如果通过新建企业的方式利用外资，会增加新的生产能力，进一步加剧竞争，对并购企业和被并购企业都不利。并购方式可能不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只是现有企业所有权的转移，对并购后的企业经营比较有利。二是可以共享资源。企业之间通过并购合为利益共同体，共享对方的技术优势、市场份额、品牌影响和分销网络等优势资源。三是帮助现有企业脱困。市场竞争总会使有些企业陷入困境，新设方式吸收外资增加了新的竞争对手，只会使这些企业更加困难。因此，拥有技术、品牌等优良资产的困难企业寻求以并购方式吸收外资。四是减轻失业压力。新设投资和并购投资都能提供就业机会，但是并购投资保留原有企业中的就业岗位，不会引起因企业倒闭而产生的集中失业问题，社会压力较小。

由于并购投资的上述特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也大量采用收购兼并方式。据商务部统计，跨国并购已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2005年，境外并购类投资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4.7%。

以购并方式吸收外资需要三个方面的基础条件：一是东道国国内市场产能过剩，竞争激烈，以新建方式投资后的经营难度增大；二是东道国产权交易市场有一定程度的发育，存在支持购并活动的法律框架，企业信息透明可靠；三是东道国企业质量相对较高，企业资产中含有并购方所重视的优势资产。考虑这些因素，可以预计未来外资购并的案例会继续增加。

4、  　（６）鼓励外商到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投资

今后一段时期内，有利于外商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投资的因素增多，要因势利导，加大引导和鼓励力度。一是中西部等地区的相对优势有所上升。沿海地区的土地、环境容量等问题压力加大，中西部和老工业基地的投资环境大大改善，引导外资转移的市场条件开始形成。二是服务业扩大开放为内地利用外资带来新机遇。特别是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服务产品的出口不需要实体交通运输能力，主要通过互联网和其它通讯技术提供，因此投资地理位置的选择更加灵活，沿海地区并没有突出优势。中西部地区一些教育和人才基础较好，有一定相关产业基础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城市，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有明显优势。三是外资购并有利于老工业基地利用外资。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有大量的国有企业，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企业实力增强，优质资产增多，不少企业已经成为上市公司，企业信息的透明度提高。因此，这些企业对外资的吸引力增加，自身筹码和谈判能力也在增加，有利于更多地通过利用外资实现双赢。

（（　（三）作好统一内外资企业税制工作，继续优化投资环境

1、  　１、有必要实行“两税合一”，促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国内有资金而不能被充分使用，是近几年我国经济中的突出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使用外资享有优惠政策。以往我国国内经济运行中的许多方面与市场经济国家有较大差异，市场的开放度不够，没有恰当的对外资优惠政策，不利于我们更多更好地利用外资。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前景全球投资者看好，多年改革使国内经济运行体制更加市场化，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市场进一步开放，外资企业在华经营环境大为改善。再继续给予外资优惠政策，既无必要也不应该。可以统一内外资企业税制，逐步完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公平税制，为各类企业平等竞争创造良好的财税环境。同时，也可以有效抑制因资金成本不同导致的外资使用过度、内资得不到有效利用的问题。从长期看，这项改革市场早有预期，及时实施有利于稳定预期。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是改善投资环境的重要内容。

2、  加　　２、加快国内金融业改革发展，有效配置国内资金

　　良好的金融环境，是完善投资环境的重要内容。国内有资金而不能被充分使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金融体系特别是资本市场配置资金的效率不足。直接投资是一种跨时交易，需要较长时期才能获得回报，需要一种可信的制度基础，使投资者相信其权益会得到良好保障，直接融资体系才能迅速健康地发展起来。研究表明，金融体系不发达的国家倾向于更多地吸收FDI，因为国内融资困难多，成本高。今后国内企业可以引进外资，可以到国际市场上融资，还可以到海外投资，使用国内资金还是国外资金的选择空间更大。如果国内金融业配置资金的效率不能有明显改善，内资得不到有效使用的问题不会有明显改观。要加快国内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资产的配置效率。要改善使用国内资金的政策环境，使国内资金能够更充分地得到利用。可以考虑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国内市场上融资，包括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为国内资金提供更多的有利投资机会。除支持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外，还可以考虑稳妥、有控制、渐进地放开资金流出的其它渠道，否则，国内大量资金没有出口，不能到海外寻求更高回报和更小风险的投资项目，只能局限在国内寻求投资机会，必然导致其中一些项目风险高回报低，对未来银行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造成隐患。同时，需要在确保资产安全的前提下，为国内持有的外币资产寻求更好的收益机会，在满足长短期负债的匹配要求和预防流动性支出需要外，将其余一部分外汇储备进行更积极的管理，努力通过多种投资机会的组合，使外币资产的长期收益最大化。

3、  引　　３、引导和规范外资并购投资行为

当前我国利用外商并购投资要重点注意四个问题。一是防止垄断。并购有可能减少企业数量或者加强龙头企业的市场地位，从而引起垄断问题。坚持强化市场竞争仍然是最主要的措施。我国已经成长起来一批竞争力较强的本土企业，要为他们提供平等竞争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使之能够与跨国公司相竞争，约束其垄断行为。在国内企业短期内还不具备竞争力的一些产业中，至少要引进两家跨国公司，使不同外商投资企业之间形成竞争。二是确保国家对重要战略产业的控制力。对这些产业中的大型外资并购案，要有审查程序和控制能力，确保重点战略产业的安全。三是完善并购价格决定机制。资产交易定价问题是并购中的一个难题，利用好资本市场是一个重要措施。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以及上市公司资产的流动性，使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并购，其公开性和公平性能较好得到保证。四是加强监管能力。跨国并购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业务，具体操作方法很多，涉及的专业知识面广，回避监管的渠道和方式也很多。需要尽快引进和培养监管人才，完善监管体制。

4、  加　　４、加快国有企业改革，防止政府不当干预

就目前趋势看，大型外资购并案例大都涉及国有企业，如果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没有人真正对国有资产收益和企业长远发展负责，并购就很有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和损害职工利益。因此，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真正形成负责任的市场主体，是利用外资达到“双赢”的基本保障。在利用外资中,要防止政府的不当干预。要特别注意地方政府通过出售国有企业产权、将国有资产存量变现作为筹措资金手段的倾向，因为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会急于求成，产生一味降低条件、增强优惠力度、层层分解指标等不当作法。对这些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行为，要坚决制止。

5、  有效防范资金跨境流动的风险

    以往我国利用外资以新建方式的直接投资为主，这种类型的外资稳定性好、风险低，因为长期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不可搬动而只能转让，短期内多个投资者同时撤资，会使资产市场上的供方骤增，资产价格急剧下滑。愿意接受这样重大损失而撤资的情形很少。随着外资进入方式的多样化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的增加，跨境资金流动的类型和途径增多，特别当国内经济出现较大波动、投资回报前景暗淡时，多种途径导致的集中撤资行为有可能出现，加上此时国内资本也会大量向外转移，会对国内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造成严重影响。对这种全局性的被动局面要高度警惕，做好预案，特别要加强对短期资金流动的监控。同时，还要稳步可控地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继续支持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并稳妥、有控制、渐进地放开资金流出的其它渠道；为国内持有的外币资产寻求更好的投资组合，使外币资产的长期收益最大化。通过这些措施，减少为投机性操作而大量进出的资金数额，有效防止这类资金成为金融风险隐患。

6、  积　　６、积极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体制的完善发展

    我们长期需要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全球开放性的资源、资金、技术和产品市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扩大就业、保持可持续增长等诸多重大问题具有积极影响，符合我们的长期利益。我们要着眼于全局和长远，以更积极和主动的姿态参与多边谈判，借助多边规则，平衡各方权益，维护和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体制。在这个过程中，要继续利用好已有规则保护和支持国内产业发展，尽快建立和完善保障国内企业公平竞争的贸易管理制度，建立应对贸易和投资争端的有效反应机制，为我国企业创造平等参与国际竞争的环境。

从国际环境看，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仍然很大。各国围绕资源、市场、技术、资金、人才的竞争更加激烈，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分化和重组过程之中。全球能源供应和价格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的预算、贸易双赤字和亚洲国家的贸易顺差，蕴藏着出现全球性经济波动的可能性。我国与全球经济联系加深，任何影响全球经济稳定的大事件，我们都已不能置身其外。各个国家都力求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影响全球化走势和国际规则的制定与调整。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坚持从我们的根本利益出发参与国际经济事务。

同时，国际社会也认识到，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关联日益密切，任何一国都难独善其身，需要通过扩大沟通合作，推动利益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的经济社会难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和与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中国经济能否稳定成长，中国能否以积极合作的态度与各国一道参与全球经济事务，将成为影响国际经济走势和系统风险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处理全球经济事务和调整完善相关国际准则时，要反映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诉求。这是有利于处理好我国外部关系的重要基础。从目前的趋势看，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的范围和程度不断深化。已逐渐超越WTO的框架，扩展到投资竞争、知识产权、环境和劳工标准等领域。我们要充分理解我们自身情况的变化和全球化的最新进展，综合考虑商品流动和要素流动之间的利益均衡，考虑作为投资东道国和投资母国之间的利益均衡，考虑保护国内市场和推动别国开放市场之间的利益均衡，推动各个层面的协调开放和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维护和发展符合我国根本和长远利益的外部环境。